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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国转轨经验借鉴,真实的俄罗斯与东欧转型故事

六月 19th, 2019  |  金沙世界史

在金雁看来,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型,或成功或曲折,都是来自内在动力,不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与1948年之后的强制“苏联化”是不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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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人们想当然地认为,剧变之后,是那些反对派在“整”前共产党人,其实往往是共产党内反戈一击者整自己人最厉害,原来体制内的人却要以这样的方式来表明与体制的决裂,也就是我们所说的,共产党人整共产党更凶、更内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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丁凯  

东欧民间反对派都是草根阶层,他们一来具有“道德优势”,犯不着以这种方式表现自己;二来没有“喝狼奶”的传统,并不深谙残酷的党内斗争那一套路数。到最后看来,还是“党内的同志整起人来有一套”。

封面金雁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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俄共在叶利钦时代一度很有起色,普京上台以后俄共在外部打压和内部斗争中每况愈下,像扶不起来的刘阿斗,党员人数大大减少,从原来的五十多万下降到十几万人,很大程度上是自身的原因。久加诺夫说,“我们党致力于恢复时代的继承性、时代的联系。”他的最大的矛盾在于又要继承俄罗斯传统,又要继承苏共的衣钵,而这二者本身就是矛盾的。

《从“东欧”到“新欧洲”:20年转轨再回首》是中国苏联东欧史研究会秘书长金雁的新作,是她对东欧转型二十年来的各国政治经济文化各方面现状的观察与评论。在金雁看来,东欧各国在政治和经济上转型,或成功或曲折,都是来自内在动力,不是国家自上而下推动的,也不是外来力量强加的,与1948年之后的强制“苏联化”是不同的。从整体上看,这些国家的转型基本完成,尤其是已经于2004年加入欧盟的国家,在追赶老欧洲,在融入欧洲,也可能这期间会有一些反复和小曲折,还需要一段时间的磨合过程,但是不会影响到他们的决心。

  

俄共现在每况愈下和它没有任何理论创新有关,死守着“民族主义”这张最后的“王牌”,这是俄共在困境中无所选择的选择,但是现在这种民族主义和斯大林时代的民族主义最大的不同在于,它用以掩饰大国衰落,是民族支配感的支撑和凝聚力量。

《从“东欧”到“新欧洲”》以及您之前的著作,其实都是在做去标签的工作。当我们谈到东欧问题的时候,有时指前苏联各国,有时指捷克、斯洛伐克、波兰、匈牙利等国,有时指前南斯拉夫国家,有时又指代所有这些前社会主义国家,从而把这些国家在地域、经济、宗教、政治、文化、民族等方面的复杂和差异性遮蔽了。

  转轨过程实际上是在旧体制下形成的既得利益的约束性和信息不完全条件的约束下向着一个已知的制度变迁的过程(樊纲,2008)。在转轨国家推进改革的过程中,如何克服既得利益的阻力十分关键。在东欧、俄罗斯的转轨过程中,各国根据不同的国情,采取了不同的办法遏制既得利益深化改革,非常值得中国借鉴。尤其是30多年的渐进式改革走到今天,原有支持改革的利益集团,正逐步成为既得利益群体,如果不能有效地克服这些既得利益,改革将变得异常艰难。参考东欧、俄罗斯这些转轨国家的历史经验,对新阶段中国深化改革大有裨益。

有一个公式说俄共全部的内容是“苏联的官方意识形态+民粹主义+民族主义+东正教。他们自我麻醉地沉浸在苏联的辉煌之中,对俄共而言,“苏联不仅是世界上第一个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国家,它还使俄罗斯强国的历史得以延续”,但是俄共的民族主义又面临着普京的“统一俄罗斯”的挑战和瓜分资源,难怪声音越来越微弱。

金雁:东欧涉及这么多国家,而这些国家自己也反对“东欧”这个称呼,“东欧”在他们看来是一个带有政治色彩的名词,容易引起反感。而且这片地区每个国家之间的差异又如此之大,尤其是民族问题特别复杂。我们现在一谈起东欧就觉得,这些小国家分量不重,其实它们各自的发展模式差异很大,异彩缤纷。它们之所以在二战后被笼统地称为东欧国家,主要还是一个《雅尔塔协议》把它们划入了苏联的势力范围,是由苏联的坦克造就的国家。只有南斯拉夫在二战中由铁托领导打了四年的游击战,所以还有自己的本钱。其他大部分国家冷战以后又是共产党情报局、又是经互会和华约等组织被纳入“苏维埃帝国”统治下,服从“苏联中心”的指挥,按苏联的榜样搞建设,于是这些国家在一个统一的体制内存在了四十年,这四十年当然给它们打下了烙印。

  

人物周刊:苏东转型对我们有什么借鉴意义?

这是东欧各国转型时的大背景,但在具体转型过程中差别还是很大的,到了我们这里就变成了笼统叙述和评价。很长一段时期,我们的媒体有一种说法,说东欧国家的转型比较失败,尤其是经济方面。或者说,这些国家的经济转型方案都是西方经济学家设计的,是西方强加给它们的,是为了让共产党没有经济基础,所以进行了激进的私有化等等。这些说法都存在很大误区,而且有的根本不合逻辑。

  一、东欧国家:通过购买和均衡的利益博弈解决既得利益问题

金雁:中国现在问题是经济发展与政治改革不配套,经济问题可以说,可以讨论,可以“试错”;政治变成了一个“敏感”的领域。

例如所谓为了挖前政权的根而急于搞国企转轨,这不是莫名其妙吗?的确,大量国企是前政权上台后的产物,但反过来,苏东体制在任何一个国家都不是大量国企的产物。包括苏联、中国在内,有哪个国家是从国企中崛起了共产党并且掌了权的?中共是从农村崛起的,俄国布尔什维克也是从私企和士兵中崛起的嘛。其实,倒是国企中容易出现政治性工会,当然“正常”时是官办工会,但气候一变,反对派工会也容易产生,而私企反倒不容易出现这种工会。道理很简单,工会是与雇主“对着干”的。国企的雇主是政府,自然就是与政府“对着干”了。倒是私人企业的劳资纠纷通常就是民事纠纷,不容易把政府卷进来。

  

我的观点一直都是:经济好的时候不主动改革,等到经济不好时就脆弱到没办法改了,如果进入到这种恶性循环的状态,民粹主义大潮再起,那时候就不是狗撵吓破狼,而是羊撵吓破狼了,这种局面就不是“圆桌会议”可以解决的了。

其实1980年代剧变前的波兰政府就是看到了这一点,所以曾企图以加快国企改革来瓦解团结工会:把企业变成经理自己的,赋予他雇用和解雇工人的全权,从而把工人与厂方的矛盾变成与私人老板的矛盾,政府反倒成了调解人。只是团结工会抵制了这种“官方的私有化”,政府才没有得逞。剧变以后也是因为私有化,曾经呼风唤雨的团结工会很快衰落了,倒是“前共产党”的后继党却没几年就东山再起了!

  在20世纪90年代的转轨过程中,东欧国家在私有化的改革方案上形成了共识。但其在“如何分家”这个问题上,尤其是能不能实现“公平分家”,面临着重要的考验。如果处理不好,在既得利益的阻碍下,改革就很难顺利实施下去。这些国家无不经历了一个各方利益集团反复讨价还价的过程,工会、农会、商会、左派、右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都通过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

现在民间积累的怨气已经很大了,远远超过了所谓的“文革”时期所说的“修正主义的黑17年”的“干群矛盾的激烈程度”。苏东经验告诉我们,矛盾硬按是按不住的,只要权威减弱就会有反弹,而靠强力和金钱的“维稳”手段总会有走到尽头的一天。

所以把中东欧各国的私有化简单地予以“政治解释”或“意识形态解释”是完全不对的。这些国家的私有化都是因地制宜。以波兰为例,波兰工会很强大,高潮时期三千八百万人中有一千万人在工会,它的农业又没有集体化,所以它的国家资产在退出过程中,雇员所有制起到很大因素。捷克有很强的左派传统,它的宏观经济状况也比较好,选择的方案是把国有资产分给每个国民。匈牙利最为外人所称道的就是“卖”,这是因为当年匈牙利的外债水平非常重,卖国有资产是为了还外债。但无论采取哪种方式,重要的是要做到公开、透明和公正。这些方式在进行过程中其实就是各种力量的一个博弈过程,政府意志在其中的作用非常有限,参与博弈的左派、右派、中派、国企、私企、外企、控股者、中小股东、经理人与雇员……无不直接结社或通过政党代理人提出诉求。

  1.民主德国:借助西德力量的赎买方式。在众多的东欧国家中,民主德国的转轨进程具有很大的特殊性。主要在于,有一个经济实力强大的西德愿意花钱支持国家统一,并支援民主德国进行改革。民主德国由富裕强大的联邦德国统一拿出巨资,用“赎买”的方式大包大揽东德的国有企业,照顾了旧体制下的各利益集团,从而化解了矛盾。比如,德国统一后的五年中,德国政府向原民主德国地区投入了8000亿马克的资金,原民主德国居民人均获得约3万美元,相当于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前15年累计人均获得外资的300倍。在这个过程中,原民主德国的既得利益在统一的过程中得到的好处比不改革更大,因此转向支持改革。于是东德仅用五年时间,就全面实现了指令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型。

人物周刊:东欧剧变过程中,基本上都是和平演变,是天鹅绒革命,为什么他们能够以不流血的方式转变呢?

当然,除了捷克实行了国有资产全民初始分配而解决了矛盾之外,其余诸国的私有化过程都拖得很长。由于博弈链条比较长,所以交易成本比较高。这个“学费”交的是有好处的,它带来程序公正和代理公正。如果国有资本守护者没有合法授权的身份,它就不被百姓信任。当年为什么会有团结工会,就是因为政府上涨物价引起工人不满才有的,可是当团结工会执政的时候,物价比之前还要高得多,工人也忍受了,就是他们认为这个政府是我授权的,这其实就是政治体制的问题。

  2.匈牙利:借助外国资本的赎买方式。匈牙利的转轨不仅面临着原有体制下既得利益的阻碍,同时也面临着“公平分家”中各种利益集团的博弈。与两德统一的模式不同,匈牙利依据自身国情,采取借助外国资本赎买的方式化解了利益集团博弈的历史困境。

金雁:首先是内在的动力,其次是比较良性的社会互动,其次是军队的态度,在经历了1956、1968年的镇压之后,本国军队不愿意手上沾血。没有了军队作后盾,执政党和反对党就靠大家制定的规则来博弈。

所以总的来说,第一,民主政治不是领袖指航向的“理想实验场”,连自己国家领导人都不可能把自己的意志强加于国民,何况那些无权无势的外国学者?这种过程并不只是意识形态的产物,与所谓“华盛顿共识”没有多大关系,也不是当权者、更不要说外国人能够包办的。第二,许多人都认为越是“右派”越主张“休克疗法”或者激进的转轨战略,越是“左派”越反对这种做法。其实在中东欧的许多国家中恰恰相反,左派的转轨方式往往比右派激进得多。这是因为东欧剧变前激进的反对派大都具有反苏的民族主义或反世俗化的宗教背景,对普世性的“全球化”和“物欲横流”的自由市场未必很热衷,还有的反对派出身草根,崛起于工运农运,与其说是自由主义者,不如说带有更多的右翼民粹主义或工团主义色彩。剧变后他们这些“右派”反共的确坚决,走向“自由市场”就不免有些左顾右盼了。倒是那些出身“前共产党人”的左派要急于甩掉共产党的历史包袱,上台以后更急于私有化。所以并非像我们想象的,西方的新自由主义在东欧大行其道。

  剧变前,匈牙利政府留下了全欧最高的人均债务,国家财政破产,国际收支恶化,处在随时都会爆发金融危机的境地。匈牙利将国际融资和产权改革合二为一。在本国利益集团博弈的条件下,改革很难实现利益均衡,很难找到出路。因此,匈牙利对国有资本,采取了面向外资全部“卖光”的政策,使得匈牙利经济完全国际化,私有化企业一步到位地进入西方式公司治理结构(金雁、秦晖,2012)。在匈牙利的主流理论界看来,只要国有资产的出售能够实行公正的代理交易原则,做到公开、透明、公平竞价,那么,以变现国有资产所得来用于公共开支,与把国有资产分配给国民的性质是一样公正的。

人物周刊:您曾提到,这些国家能避免腐败主要有4个原因–反对派、宗教、新闻监督、高薪养廉,宗教在这些国家中起到了什么样的作用?

波、捷、斯、匈等东欧国家在转型过程中,基本上没有发生太大社会动荡,这是由哪些原因促成的?

  从1995年起,匈牙利政府连续发动了几次国有资产拍卖,依次将能源、通信、军工、银行、媒体等国有资本拍卖给西方各大公司,从匈牙利的东部燃气公司出售给意大利资本开始,直到1997年媒体私有化完成,匈牙利私有化转型基本完成。匈牙利原有国有企业中有4/5被外国资本控制。这些国际资本的流入使匈牙利成为苏东国家吸引外资的冠军(邱莉莉,1996)。借助外国资本的介入,匈牙利成功地化解了国内的既得利益问题,顺利地实现了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的转轨。

金雁:东欧人说,在物质化的社会中,宗教对人的精神支撑是最后的一块沃土。宗教无论在极权社会还是在经济大潮中都能体现着一种对彼岸世界的追求,体现着一种反对物质化和功利化的价值目标。一个国家、一个民族需要有一些人从事拯救灵魂、拯救道德的“内在追求”。俄罗斯“白银时代”的“路标派”,一批曾经热衷于政治的学者为了治愈俄国思想道德的“贫血症”走上“基督之路”,从事“心灵”的拯救。

金雁:首先,这些国家都是在政治体制变革以后搞经济转型,自由化、稳定化、私有化是他们共同的选择;其次上台的人都有道德资源,这些国家都经历了长期的底层社会运动,在以往的积累中,建立了很好的口碑,比如波兰团结工会等东欧新兴政党都不是一下涌起的。在这些运动和组织中,知识分子扮演的是理性角色。所以当1989年大变革到来的时候,他们不是以激进比赛的“哗众取宠”来凸现自己。第三是它们的军队的特殊性。苏联为了使这些国家军事力量不能与苏联对抗,控制很严,这些国家的军队调动需要来自华约的指令。而戈尔巴乔夫后来实际上放弃了华约,当社会大潮起来的时候,苏联军队不可能再像1956年、1968年那样出动了,而本国军队不愿意干涉群众运动,所以出现了军队缺失、镇压无果的局面,最后当然是双方坐下来谈判的圆桌会议了。还有一点就是,当时东欧的知识界和党内民主派其实是有互动的,不是完全对立。这些因素的合力,促成了非暴力的温和的转型。

  然而,我们也要看到,外资的直接引入不一定会带来生产效率的提高,更不一定带来社会公平(Konings,2001)。引入外资前需要有完善的制度安排,匈牙利早在1968年就开始在计划经济的框架内引入市场经济,并建立起比较完善的经济法规,是东欧各国中与西方法律最接近的国家(金雁,2002)。这就保证了在引进外资的同时,跨国公司、外国银行不会成为新的强大的利益集团,对本国群体构成损害。

宗教可以约束人们的行为准则,剧变后导致的“精神空场”和道德“真空”,部分由宗教填补。在一些东欧国家,由于教会在国家危难的时候具有的牺牲精神,它比任何政府、党派都更具有强大的气场,目前道德的光环与“批判资本主义”的旗帜一直掌握在教会手中。苏联时期波兰的统一工人党是惟一允许教徒入党的,波军总政治部甚至有副部长级中将神父职务。如果坚持唯物主义的统一工人党没有这一条,共产党就不可能有群众。

  3.波兰: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实现利益均衡。波兰的转轨也有其特殊的国情,主要表现为这个国家拥有强大的工会组织和农民组织,使得私有化改革方案的推进一波三折。总的来看,波兰的改革主要是通过不同利益集团的博弈实现利益均衡,最终实现共赢。

东欧各国内部本来就积蓄着长期的民主化冲动,有公民社会的暗流,也有教会的作用,所以东欧与俄罗斯不同的是没有出现“意识形态空白”问题,思想转换与过渡基本没有落差。在经济转型过程中,宗教的反腐败、平衡、心理医治、疏导、诚信、慈善作用十分明显。波兰教会与俄罗斯东正教相比,比较开明,有许多适应时代的改进,比较年轻化、时代化。教会介入政治是违反欧洲现行的一些规则的。目前是:上帝的归上帝,恺撒的归恺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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