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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军罪行295882种,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多达29万种

五月 28th, 2019  |  金沙世界史

图片 1南京大屠杀
南京审判战犯军事法庭经调查判定,日军集体屠杀有28案,屠杀人数有19万;零散屠杀有858案,死亡人数有15万,总计死亡人数达30多万,制造了惨绝人寰的特大惨案。
南京大屠杀解剖中国妇女
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是残酷暴行之一,在这场屠杀事件中给妇女带来了重大创伤,凡是被日军发现的妇女全部逃脱不过被奸淫蹂躏后再被虐杀的命运,但是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的行为还是发生了很多。当时日军接到的上级命令是令他们对待妇女奸淫后或是给予金钱或是直接杀死,以免发生不必要的争端,然而日军残酷无比通常都是奸淫后再进行虐杀。南京大屠杀中解剖女人的行为更像是他们在取乐。
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的事情大多是发生在孕妇身上,日军进行强奸或者轮奸之后,对着孕妇高高隆起的肚子先是用刺刀割破,之后再将女子的子宫解剖开,用刺刀将孕妇腹中的胎儿高高挑起,有的时候孕妇这时候还没有死亡,让她们眼睁睁看着自己被解剖,看着自己的孩子还没有出生就被杀死。而南京大屠杀解剖女人的行为也有的发生在普通妇女身上,日军会直接用刺刀刺破她们的肚子,将肚子内的肠脏等器官全部挑出。
南京大屠杀日军罪行调查
“南京市第一区境内人民遭受敌人屠杀及因敌人暴行死伤调查表”是当时有关机构进行调查统计所使用的表格之一
“未来之国史,必将此空前惨痛之事迹,翔实记载,昭告天下及后世。”1938年,力主对日军罪行展开调查的先见之士黄炎培如此表示。诚如其言。在南京,1945年日军宣布投降后不久,一项针对包括南京大屠杀在内的日军罪行调查,立即在南京全城展开。国民政府成立的专门调查机构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到1946年2月,统计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以及中岛、长谷川等29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295882种。
近日,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南京市档案馆研究馆员夏蓓独家向扬子晚报披露了这段鲜为人知、且值得后人铭记的历史。
档案原件 两份保存完好的日军罪行调查档案
1937年12月13日,南京城破时,伍长德是南京城的一名警察,37岁,江苏邳县人。15日,他躲在了司法院的难民收容所,心神不定,希望能躲过此劫,但最终他没逃过厄运。
扬子晚报记者在南京市档案馆看见了一份“敌人罪行调查表”,该表的“被害人”一栏便写着“伍长德等二千余人”。档案显示,罪行人是1937年12月13日初即进入南京的日军中岛部队,具体的“罪行人”是这支部队的“官兵三十余”。
档案记述了日军屠杀伍长德等二千余人的详情:“因该部队进城第二天在司法院查出着制服民警一百余名,改装者三百余名,军民合并一千余人,总共二千余名。于是日下午一时许,该日军将一概人等排四路纵队,用机枪十二架及步枪押送汉中门里,每一行列分开用绳捆绕圈住,赶至汉中门外用机枪扫射,已死者及受伤未死者,被其用木柴汽油焚烧之。”
扬子晚报记者看见,这份调查表的调查者是:陈永清,其身份是“首都警察厅督察处稽查”;调查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
如果说伍长德的警察身份是日军加害其的“理由”的话,那么南京城破时,日军对文弱的学生,是否会稍加区分对待呢?南京市档案馆提供了一份家住“南京周必由巷十六号”的徐静森的被害档案。
1945年12月5日,调查人员陈光敬找到了徐静森的父母,徐父告知,当时“首都告急”,他和还在念书的徐静森躲进了位于南京鼓楼五条巷四号的难民区。没想到,1937年12月16日上午,突然来了四名戴“中岛”字样臂章的日本兵。顷刻间,包括徐静森在内的十多名青年被赶到室外,后被押到大方巷一广场上。
“时至黄昏,仅该广场一处之地,计有青年数万之众。敌除在此青年中择其衣履不周者约数百人以机枪惨杀于附近池塘外,其余悉为掳带而去,至此迄无音讯。”
后来,一位逃回的青年告知,原来那天当晚,日军将这群南京的青年人押到了煤炭港,“用绳绑起即以机枪惨杀后,推入扬子江中”。
谁在调查 多个敌罪调查机构展开日军罪行统计
南京市档案馆的夏蓓近年来一直在从事南京大屠杀敌罪调查研究。她告诉扬子晚报记者,调查和惩办第二次世界大战中日本的战争罪行,惩办战犯的诉求,早在战争期间就被提出,国民政府在战争期间已经开展了一些零星调查。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力主调查日军罪行者是黄炎培。1938年10月15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参政员在重庆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了“尽快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提案。
“抗战已及16个月,公私损失,不可以计数。到战争结束时,一、必须向敌方提出赔偿问题;二、未来之国史,必将此空前惨痛之事迹,翔实记载,昭告天下及后世,凡此皆须有正确之数字为根据。也应该将战时损失调查与统计完整,以正确的数字为根据。”黄炎培等提出上述建议。
最终,1943年6月,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决定筹设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迁都南京,行政院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亦随迁南京办公,各项日军罪行调查工作,得到了更为迅速及更大规模的开展。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罪行调查,是该委员会迁址南京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夏蓓说。
抗战胜利后,在当时中国的首都南京,日军罪行的调查,特别是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的调查随即全面、系统地展开。
夏蓓说:“1945年到1946年,南京市的日军罪行调查和抗战损失调查机构相继成立,如: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并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成立后,其主要工作职能是开展日军罪行的调查,主要有调查谋杀、屠杀及有组织、有计划之恐怖行为的罪行;调查强奸妇女或强迫妇女为娼的罪行;调查强迫占领地区民众服兵役的罪行;调查抢劫罪行;调查施行集体惩罚之行为的罪行;调查滥炸不设防城市或非军事目标的罪行等。
因此,被日军杀害在汉中门外的警察伍长德、学生徐静森等南京大屠杀的受害者,很快被调查人员记录在档。
调查成果 记录下日军南京大屠杀罪行29万余种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是南京市最早成立的敌人罪行及南京大屠杀案的调查机构。据夏蓓介绍,该机构历经千辛万苦,到1946年2月,共获得500余份资料。夏蓓介绍,这500余份资料涉及日军在南京的屠杀、伤害、奸淫、劫夺、破坏、强制服役以及中岛、长谷川等29支日军部队罪行总数达295882种。
检察官陈光虞在该机构的调查报告中称:“敌人罪行残暴凶悍毒辣,无所不用其极,综计所获材料,被杀害人之确数达30余万……实人类史上空前未有之惨剧。”
“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的具体调查统计结果分为五个部分。”夏蓓说。
“关于屠杀的调查:在南京沦陷时,雨花台区有军民二三万不及退却,经敌人扫射,哀声震地,尸积如山,血深没胫。八卦洲争相渡江的军民,悉被扫射,尸体蔽江,水为之赤……”
“关于伤害的调查:敌宪兵队任意诬陷人民为中国兵,被捕而去,以绳索或钢丝捆起,悬之空中,不使着地。尤禁止受伤者不得呻吟,倘有一人犯戒,必全体悉被毒打……”
“关于奸淫的调查:一般青年妇女以至六七十岁之高龄老妇,被害者甚多,其方式有强奸者,有轮奸者,有拒奸至死者,有令父奸其女,兄奸其妹,翁奸其媳,以为笑乐者,种种情况,惨不忍睹……”
“关于劫夺的调查:城中商店住户,所有衣物器皿珍宝,任意搜刮,所劫财物,悉被搬运一空……”
“关于其他的调查:敌多摩部队将我被俘虏之同志,引至医药试验室,将各种有毒细菌注射于其体内,观其变化……”
“总之日军罪行残暴凶悍毒辣,无所不用其极。”夏蓓介绍。

最终,1943年6月,在重庆的国民政府决定筹设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重新迁都南京,行政院[注:
依据《中华民国宪法》第53条规定:“行政院为国家最高行政机关。”,因此行政院是中华民国的最高行政机
行政院关。并依《中华民国宪法增修条文》第3条第2项之规定对立法院负责。]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亦随迁南京办公,各项日军罪行调查工作,得到了更为迅速及更大规模的开展。其中,侵华日军南京大屠杀案罪行调查,是该委员会迁址南京后最重要的工作之一。”夏蓓说。

作者简介:

南京大屠杀史研究专家夏蓓

  其次,从年龄结构来看,斯迈思调查显示,城区死亡人口的年龄中,15岁以下占6—8%,60岁以上占28%以上,60%以上死亡人口为15—60岁之间的青年和中年人。另外,被抓而失踪者的年龄全部在15到60岁之间。如果将此部分人口当作死亡人口计算,则这个年龄段的死亡人口所占比例在88%左右。乡区这个年龄段死亡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为77%。这一比例情况,同战后调查结果基本一致。即:一是死亡人口中80—90%的年龄集中在20到60岁之间;二是城区死亡人员中,20到60岁之间的死亡比例高于乡区10个百分占左右;三是在60岁以上的遇难老人中,女性死亡比男性高10个百分点。


时间:2012-12-10 12:32:00 来源:不详

  斯迈思的调查和战后国民政府的调查在时间、环境、方法和目的等方面不尽相同,例如:前者调查时,大规模的南京大屠杀虽已告一段落,但零星屠杀仍层出不穷,当时人们尚处在日军的高压统治下,真实而全面数据的获取不可能不受到战争环境的影响。战后国民政府所进行的调查则是在日军已宣布投降之后,环境已发生根本变化,中国民众已转而成为战争的胜利者,但经过沦陷八年的艰苦岁月,许多人与事已不复“存在”;前者调查方式运用的是社会学中的抽样调查,而后者则是全市普查和人民来信控诉等方法相结合;调查区域方面,前者不仅调查了当时南京市的主要地区,还调查了南京周边四个半县的广大农村,后者则完全限制在南京市管辖范围之内。

夏蓓说:“1945年到1946年,南京市的日军罪行调查和抗战损失调查机构相继成立,如: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临时参议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等,并陆续开展了调查统计工作。”

  第三,从职业结构来看,战后国民政府在进行的调查统计数据显示,在遇难人口中,97%以上是平民(而且其中主要成份是农民)。其实,尽管斯迈思调查报告中没有明确统计平民的比例,但因常住人口死亡现状的统计本身就是基于平民而言的,因此,我们可以确定两次调查结果都表明南京市常住人口遇难者中绝大数都是平民。

扬子晚报记者看见,这份调查表的调查者是:陈永清,其身份是“首都警察厅督察处稽查”;调查日期是1945年11月1日。

  今年是第一次以国家名义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缅怀在南京大屠杀中的死难者和所有在日本帝国主义侵华战争中惨遭侵略者杀戮的死难同胞。那么,在77年前南京大屠杀中遇难的平民构成情况如何呢?

1946年中国军事法庭庭长石美瑜、首席检察官陈光虞等在检验从雨花台荒野中挖掘的遇难者尸骨谁在调查

  (作者为南京师范大学南京大屠杀研究中心主任)

当时,国民政府内部力主调查日军罪行者是黄炎培。1938年10月15日,国民参政会黄炎培等参政员在重庆召开的第一届国民参政会第二次大会上提出了“尽快设立抗战公私损失调查委员会”的提案。

  在南京大屠杀发生后不久,南京国际救济委员会为了掌握南京大屠杀对南京社会经济破坏的真实情况,以便对受害民众展开救济,从1938年3月8日开始,在金陵大学社会学系教授斯迈思(LewisS.C.Smythe,又译史密斯)的主持下,曾对南京进行了一次较为广泛的抽样调查,最后形成了《南京战祸写真》的报告。抗战胜利后,国民政府对南京大屠杀暴行的调查也十分重视,从1945年底到1947年初,南京计有首都警察厅、南京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南京市抗战损失调查委员会、南京大屠杀案敌人罪行调查委员会和国防部审判战犯军事法庭,先后分别从不同的角度对南京大屠杀案进行过较为深入的社会调查。这些大量原始的调查资料,为今天研究遇难民众死亡人口的性别、年龄和职业结构情况,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第一手资料。

“时至黄昏,仅该广场一处之地,计有青年数万之众。敌除在此青年中择其衣履不周者约数百人以机枪惨杀于附近池塘外,其余悉为掳带而去,至此迄无音讯。”

  但是,两者所呈现的统计结果及所反映的状况却是基本一致的。首先,从男女死亡比例上来看,斯迈思调查显示,市区男性占87%,女性为13%,农村地区男性为84%,女性为16%。农村女性死亡比例略高于市区。战后调查资料显示,在不分城区与乡区的调查中,男性死亡比例约占82%,女性占16%。另一份报告显示,男性比例为76%,女性占22%强。(注:另有2%的儿童未分性别)。如果就乡区和城区个案的统计而言,则显示乡区人口中男性所占比例为75%,女性高达25%,而城区中男性所占比例高达91%,女性只有9%。两次调查数据说明,男性死亡比例远远高于女性,而在乡区,女性死亡比例则高于城区3至16个百分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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