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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沙手机网投梁启超家族墓,一代宗师梁启超的子女都有哪些成就呢

六月 5th, 2019  |  金沙手机网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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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每日千字DAY.15】

梁氏一族拥有非常优秀的家教和家风。梁启超成长为举世公认的改革家、思想家、教育家,成为文化启蒙的一代宗师、杰出报人,就得益于他的家风、家教。同时,他在整个家族链条中又是十分重要的一环,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关键人物。他既受益于优秀的家教与家风,又继承和丰富了这个家族的家教与家风。他的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既有中国传统儒学做根基,又能得风气之先,融会西方近现代科学、民主精神,这些都充分体现在他对子女的培养、教育之中。

1873年,梁启超出生于广东新会茶坑村。在《三十自述》里,他交代了自己出生的时代背景:“太平天国亡于金陵后十年,清大学士曾国藩卒后一年,普法战争后三年,而意大利建国罗马之岁也。”

梁启超墓园,坐落在今北京市海淀区北京植物园内,是为数不多的、保存下来的建筑大师梁思成、林徽因的设计实例作品,处处精心、步步为营,颇显大师风范。

图:梁启超

清末民初,帝国的衰亡,极权的崩溃,从政治到社会,从生活到心态,从思想到学术,都显现出一种半新半旧、亦新亦旧又互渗互动的状态。梁启超半个世纪中的所有追求与惶惑,困境与出路,误解和洞见,皆因时代而起。正如萧公权先生在《中国政治思想史》中的概述:

康有为、梁启超这一对师徒,如果按照现在的话说,就是一对“既生瑜亮”的最佳CP。不过,撇开两人的政见新陈、文章高低、学问浅薄都不谈,有一点,康有为无论如何不甘和不屑,都是无法与他的弟子梁启超比肩的,那就是子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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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综其一生,悉于国耻世变中度过,蒿目忧心,不能自已。故自少壮以迄于病死,始终以救国新民之责自任。享年虽仅五十有七,而其生活则云变波折,与清末民初之时局相响应。”

康有为一生娶妻六人,共生育十女四男(或为九女四男,康有为四太太市冈鹤子之女凌子传为鹤子与康长子康同篯通奸所生,故不列入排行)并有养女一名(六太太张光1919年与康完婚,1927年康去世后,张光过继其兄之女康静谷为女),长大成人者有四女二男。梁启超一生娶妻二人,共生育四女五男共九人,均长大成人,且学术颇丰。

梁氏一门,九朵奇葩,这在中国历史上怕也是十分罕见的,
开创了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奇迹。《三字经》中曾有“窦燕山,
有义方,教五子,名俱扬”的说法,但那只是个因果报应的故事,与梁启超教育子女的思想、方法和路数,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梁启超从祖父和父亲那里秉承了以“义理”“名节”为立足之本的家风家教,特别强调道德修养、精神陶冶和人格培育;但区别于祖父和父亲的,是他赶上了一个西风东渐的时代,其眼界和心胸都大大地扩展了。西方近现代教育所倡导的科学、民主、平等、自由、尊重个性、启发式教育等理念,不仅使他感到惊讶、新奇、别开生面,也让他看到了开启民智、改造国民、培育新人的可能。

梁启超以“善变”闻名于世。从戊戌年的变法开始,到庚子勤王,再到创办《新民丛报》,宣传“新民”思想,为开启民智鼓与呼。辛亥革命后,他回国参与政治,两次讨伐复辟,再造共和。他继承了晚清思想中儒家经世致用的传统,并将这一传统转变成新的人格和社会理想,在不断的“变”里,其宗旨和目的始终不变,“其方法虽变,然其所以爱国者未尝变也”。

虽然章诒和在《往事并不如烟》中将康有为次女康同璧奉为“最后的贵族”,虽然康有为子女中不乏康同薇、康同璧这样的才富五车的奇女子,但还是比不过梁启超九子女的超高成就,当然最为人津津乐道的,就是梁思成、梁思永、梁思礼一门三院士。

他有九个儿女,分别是:梁思顺、梁思成、梁思永、梁思忠、梁思庄、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其中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为李夫人所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为王夫人所生。他们中有三人成为院士,其他几位也都是各自领域里十分杰出的人才,被称为“满门俊秀”:

重新打量梁氏家族诸人的命途,可以明显地看到时代的印记:1930年代,东城北总布胡同3号是北平知识界有名的文化沙龙,梁家第二代梁思成和林徽因是这个沙龙的核心;抗战爆发后,梁家兄弟姐妹开始了8年的各自漂泊,最艰辛的日子里,他们也对中国保持着纯洁的信念,对于工作保持着最高的热情;新中国成立,梁思懿、梁思礼从海外回到祖国,同船的一些人选择了台湾;1953年,北京古建筑岌岌可危,林徽因对高层领导说:“你们拆去的是有着八百年历史的真古董……你们迟早会后悔,那个时候你们要盖的就是假古董!”“文革”时期,梁思成、梁思顺、梁思达和梁思庄都受到巨大冲击;梁家第三代梁从诫毕业于北大历史系,1994年创建了中国第一个民间环保团体“自然之友”,每年他都要在两会上发表有关环保的激烈言论……他们的每一个脚印里,都有着这个国家、这个民族的命运的投影,都有着难以磨灭的家族与个体的泪与笑。

北京植物园内的梁启超墓园,实际上应为康有为家族墓园更为贴切。因为除了梁启超及其夫人李惠仙的合葬墓外,墓园内还有梁启超胞弟梁启雄、次女梁思庄、三子梁思忠墓、侄子梁思乾墓,每一座墓也都各有特色。

梁思顺(1893~1966),长女,诗词研究专家。

我们试图从纷乱的历史线索中,还原这个声望远播的家族的故事,再一次体验他们的冲突与转变、困境与出路、理想与现实、希望与失落,理解他们生活的时代与社会的各种偶然与必然。在丰富我们对历史的理解之外,更希望他们的故事可以给今天的我们以启迪,以鼓舞。这或许是对他们最好的纪念。

在梁启超李蕙仙合葬墓旁,有一棵白皮松,名为“母亲树”,松前有卧碑一通,上有碑记记述梁启超的二夫人王桂荃生平及对家族的贡献。有人以此解读,王夫人未与梁启超及大夫人合葬,是因为王桂荃本是随嫁丫鬟,身份地位不够等等,个人觉得有些以小人之心度君子之腹了。其实王夫人是文革时期的1973年去世的,尸骨无存。所以梁氏后人只能植树纪念,“愿夫人精神风貌长留此园,与树同在”。

图:梁思顺

梁启超: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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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家第二代:从抗战到文革

纪念王夫人的母亲树

梁思成(1901~1972),长子,著名建筑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其妻为林徽因。

梁家第三代:低调的社会中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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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梁思成

梁启超 雄文横扫旧世界

母亲树的卧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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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在梁启超墓高台下,有两方小墓,是现今公墓中最为常见的形制。一方是梁启超胞弟梁启雄和夫人赵聘贤合葬墓。梁启雄,1900年出生于澳门,字述任,梁启超最小的弟弟。1925年,梁启超在清华学校任教,梁启雄从兄作助教,学先秦诸子,后自学成才,成为我国著名的哲学家,尤精荀子,著有《荀子柬释》等。生前曾任北京大学教授、中国科学院社会科学部哲学研究所研究员。

梁思永(1904~1954),次子,著名考古学家,1948年3月当选为中央研究院首届院士。

本刊记者 郑廷鑫 实习记者 翁倩 发自广东新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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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忠(1907~1932),三子,曾任国民党十九路军炮兵校官,因病早殇。

1928年10月12日下午3点,病中的梁启超正在写作《辛稼轩年谱》,恰好写到辛弃疾61岁那年,朱熹去世,辛弃疾前往吊唁,作文寄托哀思。梁启超录下这篇文章中的四句:“所不朽者,垂万世名。孰谓公死,凛凛犹生。”这是他的绝笔。

梁启雄墓朴实无华

梁思庄(1908~1986),次女,著名图书馆学家。

之后,他被送到协和医院抢救,收效甚微。1929年1月19日,梁启超卒于北京,安葬在西山卧佛寺,与发妻李蕙仙合葬。这位一辈子都在探求中国富强之道的“行者”,终于停下了脚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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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达(1912~2001),四子,长期从事经济学研究。

他的墓碑是长子梁思成、长媳林徽因共同设计的。墓碑上,没有任何表明墓主生平事迹的文字。梁启超曾说,“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我梁启超就是这样一个人而已。”沈商耆的挽联,是对此话的呼应:“三十年来新事业,新知识,新思想,是谁唤起?百千载后论学术,论文章,论人品,自有公评。”

梁启雄墓

梁思懿(1914~1988),三女,从事社会活动。

初识康有为

梁启雄墓的侧前方,有一方形制相似规模略小的墓,是梁启雄的长子梁思乾墓,梁思乾的生平我并没有查到。不过两方墓的位置,倒是暗合我国古代墓葬长者居上、子孙列前的“携子抱孙”之态。再次感叹梁氏后人,平凡之中见真章。

梁思宁(1916~2006),四女,投奔新四军参加中国革命。

1890年,在同学陈千秋引荐下,18岁的梁启超拜访了33岁的康有为。此时梁启超已是举人身份,少年得志。康有为却仍是一名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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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思礼(1924~2016),五子,火箭控制系统专家,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

初次见面,两人竟从早上8点聊到晚上7点。梁启超后来追忆这段往事时说,康有为以“大海潮音,作狮子吼”,给了他当头棒喝,觉得以前所学的不过是应付科举考试的敲门砖而已,根本不是学问。梁启超决定拜康有为为师。

梁思乾墓

编辑|季我努学社青年会会员苏子韬

此前的梁启超,接受的完全是传统教育。5岁读《四书》、《五经》,“八岁学为文,九岁能缀千言”,12岁考中第一名秀才,17岁在广东乡试中考取第8名举人,主考官李端棻和副主考都认为他“国士无双”,都有心把妹妹和女儿嫁给他。最后是李端棻把堂妹李蕙仙许配给梁启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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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天才少年,18岁入京会试不中,回家路上,在上海买了本《瀛环志略》,才知道世界有五大洲各国。师从康有为,是“善变”的梁启超人生中第一次“以今日之我宣判昨日之我”。梁启超的“善变”是世人的共识,他本人对此也表示认同。

梁思乾墓

变法前后

在梁氏墓园之中,还有两座墓,都是梁启超的子女之墓,一座是梁启超的次女梁思庄墓,一座是梁启超的三子梁思忠墓。

对于梁启超的祖父、秀才梁维清来说,孙子最接近光宗耀祖的一次,应该是1898年的7月3日,可惜这时他已经不在人世。这一天,光绪皇帝召见了维新派领袖之一的梁启超。按清代惯例,举人得到皇帝召见,至少也能成为内阁中书。

梁思庄,梁启超次女,1908生于日本,我国著名图书馆学家。曾先后就读于加拿大蒙特利尔麦基尔大学、纽约哥伦比亚大学,精通英、法、德、俄等语言,擅长西文图书的分类编目,是我国图书馆西文编目领域的拓荒人。梁思庄几乎凭借一己之力,奠定了燕京大学图书馆和北京大学图书馆西文图书编目的基础。1980年当选为中国图书馆学会副理事长。
1986年在北京病逝。梁思庄的墓的基座,被精心设计成一叠书本的样式。

这次会面并不成功。梁启超不谙官话,将“孝”读成“好”,将“高”读成“古”。皇帝听不懂他的话,大为扫兴,只赏了他一个小小的六品衔。比起康有为与光绪几小时的长谈,梁启超的这次召见非常失败。此后,康有为一直以君王师自居,多少受到此次召见的鼓舞。这也为后来两人思想上的分歧埋下了一个伏笔。

梁思庄的丈夫吴鲁强也是一位牛人。吴鲁强是民国广西省教育厅厅长、广东省国民大学校长吴鼎新之子,两人1933年完婚,可谓琴瑟和鸣之神仙眷侣。吴鲁强是麻省理工大学化学博士。1931年回国后任北京大学化学系教授,时年26岁,是当时中国最年轻的教授之一。1932年他应聘为广州的中山大学化学系教授。吴鲁强一直对中国古代化学史有着浓厚的兴趣,曾最早将《周易参同契》和《抱朴子内篇》中关于“金丹”、“黄白”两篇文章译为英文,向西方介绍中国炼丹术。1935年吴鲁强专程去香港向对道教史颇有研究的许地山请教。不料当他带着大批资料回到广州开始着手撰写时,却因在香港染上了伤寒病,仅二十余日后便辞世了。

梁启超第一次投身政治运动,是1895年参与“公车上书”。甲午战争中国惨败,康有为联合3000举人上书请求变法,作为康最得力的弟子,梁启超积极参与了这桩震动中国的大事。

吴梁夫妻两人育有一女,名吴荔明,1933年出生于广州,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教授。吴荔明嫁与晚晴名人杨度之孙杨友麟。两人有一子,名杨念群,中国人民大学历史学博士,现为中国人民大学清史研究所副所长、教授、博士生导师。

公车上书第二年,黄遵宪在上海办《时务报》,梁启超任主笔,撰写了大量呼吁变法的文章。两湖总督张之洞很欣赏《时务报》,说这是“中国创始第一种有益报纸”。后来,张之洞邀请梁启超到武昌一游,打开中门迎接,甚至问下属“可否鸣炮”。在当时,这是接待钦差大臣的礼节。

不过不太清楚,夫妻两人为何未合葬。

1840年鸦片战争后,封闭的中华帝国被迫打开国门。在强大外力的促迫下,寻求强国之路从此成为几代中国知识分子的核心课题。费正清认为,近代中国革命远比欧洲革命更为广泛彻底。欧洲革命是源于本文化的传统之内的革命,虽然连带产生了经济和社会体系的转变,但其变革主要体现在政治层面。近代中国“不仅经历了政治、经济和社会的革命”,就连中国文化也发生了根本的“转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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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转化,可以从知识分子对西方态度的转变上看到:张之洞以及他所代表的洋务派相信,中国的军事技术不行,于是有了“师夷长技以制夷”;到了梁启超这一代,他们认识到,必须改变文化和政治制度,于是有了“戊戌变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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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正清在《剑桥晚清史》中说,“康有为政治纲领的目标是一系列政治改革,这些改革如果付诸实施的话,等于一场‘来自上面的根本性革命’──那今日中国早就不是贫弱的样子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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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是,变法提出的各种新政,涉及政治、经济、文化、教育、军事等方面,包括改革官制,裁掉各种无用衙门,废除八股,取消旗人特权,允许平民上书言事等等,每一项改革都将冲击甚至剥夺既得利益者的利益。加上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动摇了传统学者和广大士绅的思想基础,因此,变法受到巨大阻挠并以失败告终,也就不在意料之外。

梁思庄(1907~1932),梁启超三子。出生于日本,早年在清华大学学习,后赴美就读于弗吉尼亚军事学院和著名的西点军校。在梁启超所有留学子女中,梁思忠的政治热情最高,1927年国内北伐战争如火如荼,梁思忠一度想终止学业回国参战被梁启超劝阻。梁思忠毕业回国后加入国民革命军,由于留学资历和杰出才干,梁思忠很快升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在1932年的淞沪会战中浴血奋战,表现出色。可惜在战斗中不慎因饮用不洁的水患上腹膜炎,并贻误治疗时机而不幸去世,年仅25岁。

另一方面,维新党虽名为改革派,言论却过于激进。用革命手段进行改革,连本来可以成为盟友的温和一派都通通得罪。康有为甚至说出“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这种书生意气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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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法失败后,政局紧张,朝廷大肆捉拿维新党。谭嗣同劝梁启超外逃,因为海外华侨多为广东人,梁启超会讲广东话,便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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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藤博文也对日本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说:“救他吧!而且让他逃到日本吧!到了日本,我帮助他。梁这个青年对于中国是珍贵的灵魂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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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剪掉辫子,穿上西服,东逃日本,一去14年。他有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结束流亡回国下榻的第一站,是日本驻奉天领事馆,由此可以看出日本对他的影响和帮助。到他回国的时候,清王朝已经葬身在革命的滔天巨浪之中。

梁思忠的墓被为梁思成、梁思永所立

革命与改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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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世纪我们使用频率最高的一些中文词汇,比如“政治”、“经济”、“哲学”、“民主”、“宪法”、“组织”等,都是梁启超最早从日语引入中国的。在日本和欧美流亡期间,他被当作中国新的政治和知识领袖来接待。在梁启超的故乡广东新会茶坑村,至今还流传着一个故事:抗战时期,扫荡的日军经过茶坑村,听说这是梁启超的故乡,就绕道而去,因此保全了整个村庄。

墓碑背面刻有梁思忠的生卒年

刚到日本的梁启超,曾与革命派领袖孙中山走得很近。革命派元老冯自由回忆道:“已亥夏秋间,梁启超因与中山往还日密,渐赞成革命。”他还一度联合康有为的13位弟子写信给老师说:“国事败坏至此,非庶政公开,改造共和政体,不能挽救危局。今上贤明,举国共悉,将来革命成功之日,倘民心爱戴,亦可举为总统。吾师春秋已高,大可息影林泉,自娱晚景,启超等自当继往开来,以报师恩。”

比较有意思的是,整个墓园之中,梁启超、梁启雄的墓背北面南,是我国墓葬的常见朝向。而梁思庄、梁思庄的墓则是背南面北,面向父母的墓。而墓园的设计者,梁启超的长子梁思成的墓,却并不在此。

康有为得知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后,非常生气,立即令其离开日本,到檀香山办理保皇会事宜。表面上,梁启超听从老师的话,离开了日本,不怎么与革命派来往,但在心里,逃离康有为的羽翼的想法日渐增长。

因为梁思成生前曾任中央研究院院士、中国科学院哲学社会科学学部委员,并参与了人民英雄纪念碑、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等作品的设计。故其骨灰存放在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的骨灰堂中。而他的妻子,林徽因的墓,则在八宝山革命公墓二区之中。

在致康有为的信中,梁启超说:数月来,和您议论起时事,总是出现矛盾,很难领会您的意思,最后只能表面上答应,回家后头痛目眩。对于“教父”的这种“弑父”情结,除了政见日渐不同,也由于一个实际原因:经济。他最终无法独立,有这方面的原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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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流亡海外十余年,主要靠卖文维持生计,生活相当清苦。而康有为出逃国外后,声称自己持有光绪帝的“衣带诏”,从东南亚到北美,一路以保皇为名向广大华侨募捐,大肆聚敛钱财,掌握了保皇党捐助的百万美金巨款。梁启超认为,康对自己的接济并不充分,对此颇为不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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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檀香山组织保皇会后,梁启超又对当地华侨说,他组织保皇会,名为保皇,实则革命。一下子得罪了改良、革命双方,大家纷纷指责他“挂羊头,卖狗肉”。1903年,梁启超到美国游历考察数月后,言论再次大变,从前所深信的“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的主张完全放弃,从“思想上的迟疑不决”,转变为“坚定认同改良主义政治目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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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对革命的忧虑在于:以中国之大,国情之复杂,民众之低素质,倘若搞起革命,定会动乱多年,而收拾动乱的人,一定是有极大本领和权术的独裁者,这是他所不愿看到的。

关于梁思成、林徽因、金岳霖的爱情故事,很多文章都有,不赘述,不过有意思的是,痴迷林徽因而终生未娶的金岳霖,去世后骨灰也被安放在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内。三位传奇去世后相距不远,且梁思成、林徽因也并未合葬,颇似三人生前之关系。

声讨袁世凯,讨伐张勋,与康有为决裂

PS:八宝山革命公墓骨灰堂需要后人执介绍信方可入内,我不得探寻两位。

1905年,日俄战争爆发,立宪成为大势所趋。清政府令五大臣出洋考察宪政,并暗中请身在日本的梁启超做枪手,起草考察报告《世界各国宪政之比较》。梁启超以通缉犯身份流亡海外,却直接介入最高层的政治决策。


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被推翻之后,知识分子大多满怀憧憬。鲁迅曾回忆说,民元之时,他也“觉得中国将来很有希望”。梁启超也回国了,并介入政权内部的实际操作,自称“非国务大臣不做”,两度出任阁员,先任司法总长,后任财政总长,一战期间还曾参与外交,从“理论的政谭家”变为“实行的政务家”。

最后,归纳一下梁启超所有后人的情况。

对于梁启超在民国的政治表现,许多人并无好评。有人说,“任公当财长,任内未能兴一利,革一弊。”周善培认为原因在于,“任公有极热烈的政治思想、极纵横的政治理论,却没有一点政治办法,尤其没有政治家的魄力”。

梁启超正室李蕙仙,生梁思顺、梁思成、梁思庄三人。侧室王桂荃,生梁思永、梁思忠、梁思达、梁思懿、梁思宁、梁思礼六人。

民国财政史专家贾士毅在梁启超决意不再做官后拜访他,梁的一段话可看做他告别政治回归学术的原因:“从民国二年秋间参加熊内阁主持司法部,直到民国六年夏天在段内阁担任财政总长,对于政事都没有一件收到积极的效果,可说是自己没有做好,所以也就不愿再发表什么政论,免得给人家说闲话。”

(长女)梁思顺(1893~1966),诗词研究专家,中央文史研究馆馆员。文革期间受批斗,含冤去世在北京家中。1911年嫁与康有为弟子、马来西亚华侨、著名外交官周希哲。周梁夫妻共育子女4人,分别为长女周念慈(曾任金陵大学教授)、长子周同轼(著名骨科专家)、次子周有斐、三子周嘉平(著名遗传工程学专家)。

与袁世凯的合作让梁启超背上了“卖朋友,事仇雠”的骂名。起初,他对袁世凯抱有共和及立宪的希望,因此做了袁世凯政府的司法总长,等到洪宪帝制复辟,他又联合自己在湖南时务学堂时的得意门生蔡锷,发动讨袁的护国运动,迫使袁世凯下台。

(长子)梁思成(1901~1972),著名建筑学家,1928年娶民国教育家林长民之女林徽因为妻。梁林夫妻两人共育子女2人,分别为女梁再冰(曾任新华社记者)、子梁从诫(著名环保学者、民间环保组织“自然之友”创始人)。林徽因1955年去世后,梁思成1962年娶其清华大学护工林洙为妻,两人无子女,林洙健在,为梁氏后人及拥趸者所恶,不赘述。

袁世凯宣布称帝后,梁启超写了著名文章《异哉所谓国体问题者》。袁世凯得知消息后,派人给梁启超送来一张20万元银票,给梁的父亲祝寿,交换条件是这篇文章不发表。梁启超将银票退回。后来他回忆说:“袁世凯太看人不起了,以为什么人都是拿臭铜钱买得来。我当时大怒,几乎当面就向来人发作。”

(次女)梁思庄(1908~1986),著名图书馆学家。1933年嫁与著名化学家吴鲁强。吴梁夫妻两人育有一女,吴荔明(北京大学城市与环境科学系教授)。

两年后张勋复辟,康有为是其最依赖的军师。当康有为在《上海周报》上发表《为国家筹安定策者》,公开主张清帝复辟时,梁启超立即发表《辟复辟论》,矛头直指康有为,明确指出此文的实质是“党袁论”、“附逆论”、“筹安新派”。复辟一发生,梁启超立即随段祺瑞誓师马厂,参加武力讨伐。他不仅代段祺瑞起草了讨逆宣言,而且以个人名义发表反对通电,斥责其师为“大言不惭之书生,于政局甘苦,毫无所知”。

(次子)梁思永(1904~1954),中国现代考古学家,近代田野考古学的奠基人之一,中国近代考古学和近代考古教育开拓者之一,我国第一个受过西洋的近代考古学正式训练的学者。1930年娶梁启超正房夫人李蕙仙的侄女李曼福为妻。梁思永先生墓位于北京市石景山区八宝山革命公墓内,不过我之前探访未注意到过。梁李夫妻两人育有一女,梁柏。

至此,康梁公开决裂,康有为当着梁启超学生的面痛骂“梁贼启超”,并在诗中怒斥其为专食父母的枭獍。1927年康有为去世后,梁启超见他“身后萧条得万分可怜”,赶紧电汇几百块钱,才草草成殓。之后,又戴孝守灵,大哭三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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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知我罪我,让天下后世评说”

梁思永墓(本图摘自网络)

梁启超的最后10年,多在书斋与大学讲坛度过。这时候的他,已经把精力放在培养“新民”上。对于民主制度建设与民主素质教育孰先孰后的问题,他最终选择了改造国民性。

(三子)梁思忠(1907~1932),曾任国民革命军第十九路军炮兵上校,未婚无子嗣。

一战后的欧洲之旅,让他对于西方的态度再次改变。他没料到,曾让无数国人艳羡不已的欧洲物质文明,竟在自相残杀中毁于一旦,陷入“一片沉忧凄断之色”。在伦敦,他下榻的高级酒店连暖气也没有,甚至连火柴与糖也成了稀罕物品。好吸纸烟的他,自叹“没有钻燧取火的本领”,“只好强迫戒掉了”。

(四子)梁思达(1912~2001),著名的经济学家。婚姻及子女状况不详。

年近50的梁启超,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试图从西方的强盛中寻找中国的救亡之路,最终却感叹,“谁又敢说我们素来认为天经地义尽善尽美的代议政治,今日竟会从墙脚上筑筑动摇起来?”“欧洲人做了一场科学万能的大梦,到如今却叫起科学破产来。”又想到,东方文化中重视精神文明的传统,或许可以补救西方过度崇拜物质文明的观念。他又回到自己起步的地方,试图从古老的道统中寻找新的药方。

(三女)梁思懿(1914~1988),著名的社会活动家。嫁与时任中苏友谊医院院长张炜逊。

随着新文化运动对旧文化的摧毁,向来立于时代潮头的他,似乎成了新时代的遗老。列文森统计过7年里的《新青年》杂志,“仅发现两处提到梁启超”,其中一篇是批判了梁启超的某篇文章。

(四女)梁思宁(1916~2006),曾在新四军123支队司令部从事宣传工作,1946年嫁与青年学生成长为革命干部的章柯。1948年,章梁夫妇被诬陷为叛徒,蒙冤35载。

他的身体每况愈下,得病多年,家人屡劝就医,总嫌“费事”。直到1926年初,尿毒症加剧,小便中时常带血,才去协和医院治疗。协和当时是中国最好的西医医院,却在梁启超身上进行了一次失败的手术。最初的检查中,医生发现其右肾有一黑点,诊断为瘤,遂以手术割除,但仍未好转。之后才发现,手术割掉的是健康的肾,这是导致梁启超早逝的最重要原因。不到3年,梁启超在协和医院病逝。

(五子)梁思礼(1924~2016),火箭系统控制专家,中国导弹控制系统研制创始人之一。1993年当选为中国科学院院士。1956年,梁思礼与原邮电部电信技术研究所人事部门工作人员麦秀琼结婚。梁麦两人共育有子儿3人,分别为长子梁左军,30岁时跳楼自杀。长女梁红(航天502所技术骨干),次女梁旋(从商)。

手术失败后,舆论一片哗然,反对西医的声音越来越大。梁启超写了一篇题为《我的病与协和医院》的文章,详述了自己手术的经过,公开为协和医院和西医辩护:“我还是继续吃协和的药,病虽然沒有清楚,但是比未受手术之前的确好了许多。”

梁氏一门,三位院士,九人均成大器,实为难得。

医史学家程之范说:“梁启超主要是考虑到当时西医刚进中国,老百姓对西医还缺乏认识,如果这时对协和医院大加鞭笞,最终吃亏的恐怕是老百姓。”

梁启超的确抱着“愿为众生病”的想法。他说过,“我的乐观,却是从一般人的悲观上发生出来。我觉得这五十年来的中国,正像蚕变蛾、蛇蜕壳的时代。变蛾蜕壳,自然是一件极艰难极苦痛的事,那里能够轻轻松松的做到。只要他生理上有必变必蜕的机能,心理上还有必变必蜕的觉悟,那么,把那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经过了,前途便别是一个世界。”

作为过渡时期影响最为深远的人物,梁启超之死,与谭嗣同的断头类似,或许就是一种不可逃避的艰难苦痛:维护自己所坚持的信念,即使自己是受害者,并为之付出了生命——梁启超一生善变,但“变”的宗旨和目的却不变,“我的中心思想是什么呢?就是爱国。我的一贯主张是什么呢?就是救国。”

(参考:《饮冰室合集》,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篇》,夏晓虹编《追忆梁启超》,勒文森《梁启超与中国近代思想》,张朋园《梁启超与清季革命》、《梁启超与民国政治》,桑兵《庚子勤王与晚清政局》,张灏《梁启超与中国思想的过渡》,吴其昌《梁启超传》,李喜所、元青编著《梁启超传》,感谢羽戈的大力帮助)

梁家第二代 从抗战到“文革”

梁启超准确地预言了子女将要遭遇的时代风浪,但他并未料到这风浪持续时间竟会如此漫长

1927年11月24日,梁启超给留学海外的孩子们写信:“有顶好消息报告你们:我自出了协和以来,真养得大好而特好,一点药都没有吃……”

一年多前,他在协和医院接受手术,切掉了一只肾,企盼能将宿病断根,看起来,他的身体状况也确实在往好处走,不过,却“还是睡不着的时候多”。他当然想念孩子们,也当然惦记着“政治问题或学问问题”。

1927年是中国政坛的多事之秋,梁启超在痛感军阀之黑暗的同时,也对南方的革命形势满怀疑惧:“现在南方只是工人世界,智识阶级四个字已成为反革命的代名词(两湖、江西大小公私学校完全封闭)……将来我们受苦的日子多着呢,现在算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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