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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经典,感受小泽征尔

六月 2nd, 2019  |  金沙手机网投

在当代中国,也许再没有任何一位外籍艺术家比小泽征尔能够获得公众更加由衷的敬意。尽管已是第十次来华,尽管给予所有记者一视同仁的“匆匆一面”只有20分钟3个问题,12月29日傍晚,各类媒体的记者还是兴致勃勃地顶着去冬最凛冽的寒风,在国家大剧院三楼等候采访这位被大家亲切地称为“小泽”的国际乐坛顶级指挥家――再过一天,由小泽征尔执棒的国家大剧院第一个新年音乐会将要奏响,这是中国乐坛历史性的“首棒”,半年前小泽征尔众望所归地受邀此任。这也是他此次来华的由头,但大家对他的兴趣显然不仅如此。

乘改革开放春风来中国的小泽征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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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志性的花白头发不羁不苟,黑色西装很眼熟,如果仔细观察,就连调皮的笑容也没有改变,小泽征尔来了,比原定时间迟到了整整20分钟。而他留给记者采访的时间也只有20分钟,没有人抱怨。大家知道这位两年前健康状况已报危情的73岁老人,下了飞机稍事休息,便拿起指挥棒投入到紧张的排练中。与他配合的中国国家交响乐团,是其在中国的第一个合作乐团也是多年老友。

■卜大炜

       
小泽征尔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之一,2002年的维也纳新年音乐会,他将东西方文化的融合完美地体现在了施特劳斯音乐作品中,所指挥的《拉德斯基进行曲》既能大气磅礴地将乐曲引向高潮,又能恰到好处地控制节奏和气氛。他那带有表情的目光和”会说话”的双臂好像引导大家在浩瀚的音乐海洋中游泳,令人身心愉悦。堪称视听盛宴,美妙绝伦,至今无法超越。

20分钟里,大家听到了他对新张的国家大剧院的评价――“我从没有见过这么巨大的管风琴!我在中国见到的东西都很壮观,像长城一样缘自非凡的想象力!”大约两年前,小泽征尔就曾到过施工中的国家大剧院,对这位出生在沈阳、生长在北京的日裔美籍指挥家来说,中国的进步和发展都很令其关注,“非常不可思议,我出生在中国沈阳,有时我认为自己是半个中国人。”小泽征尔一字一顿地说。

在庆祝改革开放四十周年的时候,我想起了乘着改革开放春风前来中国的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喜爱古典音乐和不喜爱古典音乐的人都知道他,有关他的报道在中国关注度之高,早已超出了音乐界。

       
在20世纪的著名指挥家中,日本的小泽征尔、印度的梅塔和新加坡的朱晖被誉为“世界三大东方指挥家”。其中,小泽征尔是20世纪三位指挥大师明希、卡拉扬、伯恩斯坦的真传弟子,被称为“新卡拉扬”。

大家知道了他的梦想之一――“在中国作为一个老师教室内乐”。“现在年岁大了,不知道能不能实现?”他担忧。对教学的重视超过表演,对孩子的关注超过媒体,是小泽征尔一贯作风。

小泽征尔出生在沈阳,在北京度过童年,他的旧居就在协和医院对面的新开胡同。他热爱中国,有着深深的中国情结,前些年他回访旧居的消息传遍京城。自从2009年他被诊出食道癌做手术后,健康状况起伏不定,再也不像先前那样一跃跳上指挥台,为人们奉献一台台的音乐会、一出出的歌剧。但是,只要身体状况允许,他都会重登指挥台,哪怕只指挥一首乐曲、一场歌剧。许多人都看过他与祖宾·梅塔2016年在东京三得利音乐厅指挥维也纳爱乐演奏《雷电波尔卡》的视频。只见他与梅塔并肩席地而坐,然后被梅塔拉起来共同指挥,在音乐的进行中与乐手互动做出各种搞笑动作。看似“老夫聊发少年狂”,其实也是他体力透支的缘故。这就是一名视音乐为生命的指挥家的艺术人生,“对小泽而言,音乐就是人生不可缺少的燃料。如果不定期将现场演奏的音乐注入体内,他恐怕就无法维持生命”。近年来,数度传来他为指导青年音乐家而再登指挥台、计划再来中国的消息,每当听到他的消息,都会想起在改革开放初期,风华正茂的他率波士顿交响乐团在北京演出的场景。

       
小泽征尔的家庭早在20世纪30年代初期便来到了中国,1935年,小泽征尔出生在沈阳,第二年,举家迁到了北京,童年是在中国度过的。1941年,随父母回到了日本东京。据他本人回忆,上小学前,他大脑中所有记忆都是对北京的印象。小泽征尔从小就很有音乐天赋,回到日本以后开始了他的音乐学习生涯,1955年,他以优异的成绩从著名的桐朋学园毕业,1959年赴欧留学,1962年定居美国。

几年前,小泽征尔对自己的一个中国学生表示,此生未了愿望是“带领一群日本的年轻学生,到南京、到旅顺当年死难者的墓碑前举行音乐会”。此时,大家听到他亲口叙说了这个愿望――“两年前因为生病取消了计划,现在,我还在努力,希望能尽快实现!”

1979年3月,小泽征尔率波士顿交响乐团访华演出,在音乐界掀起了一个热潮。热潮不仅是因为是改革开放后到来的第一支世界顶级交响乐团,也因为小泽征尔的个人艺术魅力,那次演出的规模和影响范围远超以往,在北京的首都体育馆和红塔礼堂演出了三台音乐会。小泽和波士顿交响乐团的到来,吸引了全国古典音乐工作者的大聚会,许多人抱着总谱来看排练和演出。首体音乐会前,波士顿交响乐团的乐手和中国交响乐界的乐手们进行了“联欢”(这是当时在外事活动中对交流形式的叫法),虽然语言不通但并不妨碍切磋技艺。当然,更多的是由波士顿交响乐团艺术家们演示,我们很虚心,因为那时与西方音乐界隔绝多年,他们的演奏方式令我们耳目一新。他们也是“有备而来”,琴弦、哨片、号嘴甚至一摞一摞的乐谱慷慨相赠。这些当时在国内是很珍贵难觅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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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还知道了小泽征尔已经迫不及待地回到新开路胡同69号故居看望埋骨樱花树下的母亲,给老街坊们带去法国产的巧克力和两张新年音乐会门票。前后10次返回新开路69号,记录了小泽征尔的侠骨柔肠和拳拳深情。

首体第一场音乐会以格什温的《一个美国人在巴黎》开始,由于不断有迟到的观众入场,整个一个曲子,场子里就没有静下来,小泽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对此并不计较,埋头演奏。曲目中还有吴祖强等创作的琵琶协奏曲《草原英雄小姐妹》,对于这样一部不熟悉的大型作品,美国音乐家能迅速掌握并合作得点水不漏,令中国同行赞叹不已。在首体的第二场音乐会,波士顿交响乐团首席约瑟夫·西尔沃斯坦从容地独奏了门德尔松的小提琴协奏曲,他的演奏一点多余的东西都没有,完美无瑕。下半场,中央乐团和波士顿交响乐团同台演奏贝多芬的“命运”交响曲。演出中,小泽肢体语言丰富的指挥动作令音乐非常感人,每一曲都受到观众的热烈鼓掌,这时兴奋的小泽便会像获胜的运动员一样跑到观众席前招手致意。当时人们看惯了站在指挥台上不苟言笑的指挥,小泽这样是不是在“作秀”?加演曲目有《白毛女》中的“扎红头绳”,其中板胡独奏由第一谱台的波士顿大提琴家Martin
Hoherman担任,老先生滑音、抹弦都用上了,一招一式学得惟妙惟肖。他也同样会作秀,在排练和演出中,拉完了独奏都会掏出一块大白手帕来擦额头上的汗,观众们见状更是掌声大作。加演曲目还有《星条旗永不落》,波士顿的同行们演奏起来是手舞足蹈,低音提琴手们煽动着双臂。最后一个音符刚落下,两个乐团的乐手比画着干杯的动作,相约在晚宴上一起喝上一杯,小泽征尔在掌声雷动中绕场一周向观众挥手。在红塔礼堂还举行了另一台音乐会(红塔礼堂是位于月坛北街的原国家计委礼堂,改革开放初期一些国外古典音乐团体和演奏家的音乐会都在这里举行,成为中国的“卡内基音乐厅”)。在那里,小泽并没有那么“作秀”,在演奏中极为投入。核心曲目是柴科夫斯基的第六交响曲,第二乐章的舞曲典雅轻快,其他乐章的悲剧音乐直探心底。音乐的起承转合自然流畅,全曲一气呵成。第三乐章的高潮处,低音大号用“花舌”吹奏,处理得不同凡响。小泽征尔和波士顿交响乐团一行开启了更为开放的中外音乐交流模式。小泽征尔是当时在中国音乐舞台上出现过的艺术感染力最为强烈的指挥家了,他那热情洋溢、豪迈奔放的指挥艺术令中国观众大开眼界,也为中国一代年轻指挥家们带来了启发。

       
1994年,已是大师级的著名指挥家小泽征尔回到出生地沈阳,指挥辽宁交响乐团上演《德沃夏克第九交响曲》他说,“我这次来只有一个目的,就是送给沈阳市人民一台满意的交响乐。”据乐团团长后来回忆:小泽谢绝其他一切事务,专心排练乐队,每天训练6个钟头。实在太疲劳了,就蹲在地板上,后来干脆就跪在地板上指挥。他一次次地纠正乐队成员,并且和颜悦色地鼓励说:“你行,只差一点点,请再来一次。”“你们都行,谁也没有理由泄气……”除了天分,小泽拥有更多的是勤奋和敬业。从青年时代,小泽就养成了晨读的习惯,连他自己都说“我是世界上起床最早的人之一,当太阳升起的时候,我常常已经读了至少两个小时的总谱或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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